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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变革理论看融媒体中心建设

发布时间:2019-05-27 10:3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关于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讨论角度各有不同,背后折射的是思维的差异。融媒体中心要建设一个适应新生产力的组织生产关系,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组织方式要从大工业时代的树状结构向万物互联的网状结构转变;管理模式要从集权化的控制型体系向授权化的赋能型体系转变;平台建设要从封闭性的垄断型平台向泛合伙制的生态型平台转变。

  基于中央的推动和媒体目前的处境,所有的县域媒体包括部分地市级媒体单位都在大力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但不少媒体还是停留在表层的“+互联网”阶段,满足于传统内容生产与当下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角度来讲,探讨整合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移动客户端的融媒体中心建设,不应仅仅停留于技术叠加、流程重塑、渠道再造方面,而是要创新顶层设计,随着融合发展的深入进行组织管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要顺应新时代需求与融合发展趋势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整合内外部资源并予以科学配置,探索建立规范、高效、灵活的,符合互联网规律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最大程度激发个体创造力,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最终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以往,传统媒体的组织形态是一个以“瞭望者”“看门人”和精英主义的新闻生产为中心的控制型辐射式结构。未来,融媒体中心要建设一个适应新生产力的组织生产关系,需要做到几个关键点:组织方式要从大工业时代的树状结构向万物互联的网状结构转变;管理模式要从集权化的控制型体系向授权化的赋能型体系转变;平台建设要从封闭性的垄断型平台向泛合伙制的生态型平台转变。

  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传统媒体的组织架构一直在延续和实践工业时代的管理哲学,特性是标准化、流水线、控制型、专业型,与之相伴而行的是科层制、树状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组织内部通过树状架构实现职能分工,KPI实现执行,流程实现控制。

  稳定的组织结构、有效的分工,带来传统媒体过去几十年的高效率和执行力。不管是完全实行垂直化管理的直线制,还是实行交叉管理的职能制,媒体都进行过尝试。与此同时,媒体也患上了大公司的种种弊病:组织臃肿、层级复杂、条块分割、反应迟钝。

  尽管如此,这种组织架构非常稳定且影响深远,导致部分传统媒体负责人在组织设置时产生了惯性思维,以往似乎只能把精力放在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的调整上,后来又设置了媒体组织,乃至在建设融媒体中心时居然还是内部分设报纸部、电视部、广播部,各行其是、徒有其名。

  在没有新媒体的时候,媒体一直纠结采编合一还是分离。采访与编辑部门分立,似乎会出现互相指责与扯皮推诿;采编合一,设立时政、民生、文化、经济等部门,又容易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在推行新媒体的过程中,树状架构的弊端愈加严重,不少媒体目前采取的惯常做法是:原来的采编部门予以保留,继续按以往做法负责纸质报或电视、广播节目的内容生产,再设立一个新媒体部门,负责传统媒体之外的PC端新闻网及两微一端。用形式上分裂、孤立的组织,推进实质上的融合重任,不是叶公好龙,也算南辕北辙。在前期探索阶段,不打破原有体系,有可以理解之处,但越来越多的媒体在难以彻底打破原有纸质报或广电采编系统的时候,只能在新媒体部门中逐步增加采访人员,造成事实上的两套体系并行运作,与中央要求的媒体融合之路愈行愈远。

  目前,很多媒体实行的“中央厨房式”采编系统,已经开始打破内部的界限与束缚。上海报业集团的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率先探索“一体化发展的机制体制”,解放日报孵化出“上海观察”,东方早报孵化出“澎湃新闻”,其内部体制完全打通,基于新媒体搭建组织,如上海观察和澎湃新闻的内设栏目,即是由一个个自由组织的小组负责,实行一套人马两头供稿,报网资源共享;两套编辑队伍独立运作,应对不同载体的呈现需求;三班倒24小时运作,适应快捷传播。通过集中的云端制支撑和发布体系,在物理层面和运作层面,都彻底将纵向控制转向了横向协同,其背后的逻辑是适应以用户、竞争、变化为特征的需求,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因此消解,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开始显现。

  组织结构要围绕工作流程建立,而不是围绕部门职能建立,所以必须最大幅度减少纵向组织层级,使组织结构真正扁平化,骨干员工能够获得有效授权,团队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导向,围绕读者和用户需求,组织工作流程,建立互通有无、灵活多变的横向联系。

  近年来,瑞安日报的探索初见成效,其模式可概括为“一中心四平台+两翼支撑”。“一中心”即“基于新闻+服务的区域城市互联网枢纽型融媒体中心”,这是核心战略定位。“四平台”是指以本土新闻和智慧资讯为核心的信息服务主平台,以网络问政和智慧行政为核心的政务服务主平台,以消费电商和智慧社区为核心的生活服务主平台,以众创空间和特色小镇为核心的产业服务主平台。以此为基础,成立时政、专题、社区、经济、产业五大中心,从组织架构来讲,取消报社原有媒体产品分头管理、内部割裂的模式,不再限定哪个部室做报纸,哪个部室做网站,哪个部室做移动端新媒体产品,而是按照分众化用户重新设置部门,并要求在传统纸媒、新媒体和运营推广等方面融合发展,实现三位一体O2O同步推进。内部实行内容生产栏目制和产业拓展项目制等孵化体系,推行创新项目自主申报制,每年一轮,能者上庸者下。“两翼”中“第一翼”是技术支撑,新媒体中心整体转型为技术研发、运营支持部门,为媒体自身的新媒体发展及用户的技术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第二翼”是文创服务,整合策划、设计人员成立品牌创意部,探索提供专业级的文创产业项目规划、品牌策划及落地服务。

  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介于独立与合作之间,视项目需求而定,随时间而变,边界消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仿若相互结成网状。也许这将成为未来组织关系的主流形态,网络交织起来就是生态。

  为什么有的媒体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因为自上而下的纵向控制型组织方式、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已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时代的要求。媒体虽已号称实行企业化管理,但骨子里却是事业单位性质。不少报社因人员身份不同而待遇大异,让一线聘用员工如何不寒心?大量的员工在这样的组织体系当中,只能按部就班地遵循流程服从于组织,创造力很容易被淹没。

  最近十余年,许多媒体所采用的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很多媒体只学到了“形”,却失去了“神”,只能称为模拟事业部制。

  现代组织的事业部概念由1924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提出,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按产品或用户划分部门,实行自主经营和独立核算。这就是今天诸多媒体内设机构设置的由来,内容板块设立时政、经济、社会、教育等部门,经营板块成立汽车事业部、金融事业部、房产事业部等等。但是,在设立事业部之前有几个问题:事业部如何划分?事业部要负责哪些工作?事业部之间如何处理协作?

  如果把内容生产和经营业务都视为一种产品的话,从理论上讲,从产品的设计、原料采购、成本核算、产品制造,一直到产品销售,均由事业部负责,并实行单独核算、独立运营,总部只保留人事决策、预算控制和监督大权,并通过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等指标对事业部进行控制。与此对照,我们媒体的事业部,其实是跛脚而行,甚至只是业务部而已。

  其后,日本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风行一时,它是对事业部制的一种提升。阿米巴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出更多的责任团体与市场挂钩;二是培养更多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独当一面的管理者;三是实现全员参与,让他们及时准确地掌握组织的状况,包括经济状况。这对于当下的传统媒体来讲非常有价值,有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能让更多年轻人脱颖而出。毕竟,“90后”才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目前,互联网企业中流行的产品经理制,也开始引入媒体。我们以前的管理模式归根结底是行政化管控,按照行政级别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互联网企业备受推崇的却是,当产品经理负责一个产品的研发及运营过程时,其权限会高过比他行政级别高的人。虚化行政级别、不论资排辈,是这个管理模式的精髓所在。当记者编辑转型为产品经理后,从只负责生产内容、等领导签完清样就是收工的时代,到了除生产内容外,还要参与技术叠加、传播运营、流量变现的“自媒体人”时代。

  从集权控制到分权创新,是一大突破。我们的媒体正在有意无意地走向赋能型组织:削减命令链,成员的等级秩序降到最低点,拥有无限的控制跨度,同时把领导从管控者转变为服务者,把各种综合职能部门从管理部门转变为服务部门,取而代之的组织主体是获得授权的工作团队。

  近年来,瑞安日报推行人力资源P/M序列改革及二级考核模式。首先,逐步弱化官本位思想,实行专业技术序列和管理序列并行发展模式,鼓励员工走专业化专家型发展道路。其次,真正实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普通员工双向选择”,项目管理者通过BP路演、全员投票及领导评估等公开竞聘程序上任,团队成员由其自主双向选择;根据目标核定全年经费后,如何使用由团队负责人决定;虽然发展目标已定,但发展路径可以中途自行调整。

  瑞安日报的新媒体技术团队组建之初,就以互联网环境下面向市场的创业团队自居,由一名1989年出生的首席技术官带领,不简单停留在媒体自身融合需求,不完全听命于报社领导的研发指令,而是面向市场与用户,寻求空白点和突破口。三四年来,在研究“互联网+媒体”的同时,还将自身积累的技术、经验运用于“互联网+政府”“互联网+产业”等。除了为报社研发新闻客户端“无线瑞安”等技术产品外,还探索出了一条媒体融合与智慧政务互融共进的新路,通过为“智慧政务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和内容代维,开发了如全媒体网络问政平台、瑞安交警自助移车、智慧会议系统等大量软件,并承揽了当地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政务微信、政务门户网站的内容代运营、线上推广及软件开发等业务。这个团队不仅不需报社输血,每年还能上缴利润。更关键的是,通过深度切入服务型政府的互联网化转型工作,掌握了大量数据接口连接到“无线瑞安”APP,实现了“新闻+服务”的移动端城市综合入口功能布局,为瑞安日报成为智慧城市运营者奠定了坚实的数据服务基础。

  再如,品牌创意部通过较强的规划及设计能力,为瑞安日报的文化产业园区运营提供开疆辟土的利器,4年时间做到管理运营5个文创园区合计12万平方米;在负责文创园区改造环节中,团队拓展了展览展示设计施工等业务,瑞安日报有限公司因此获得中国展览展示设计50强称号,由瑞安日报负责策划设计实施的建筑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中国非公企业党建始源馆”获“设计影响中国——2017~2018年度十佳精品案例奖”,这在媒体圈内均系首次,而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是一位1988年出生的女孩,来报社工作不足3年时间。

  媒体组织的管理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管理变革成为趋势。在新的管理理论中,媒体管理者关注的不再是如何控制员工,更主要的是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有效推动在内部控制中的赋能授权,建立一套全面的支持机制,将成为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平台是一个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目前也可将其外延扩充至组织和个体之间。

  时代已然发生变化,组织边界越来越模糊。一方面,没有人知道媒体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最好的方式是多团队多角度试水;另一方面,以后也许没有人愿意被固化在传统雇佣关系的沉闷中,尤其是传统媒体急需的互联网人才。互联网时代,让跨越边界的大规模协作成为可能。一方面,媒体内部的合作模式普遍化;另一方面,与外部的合作方式也在颠覆。

  未来,个人与组织不再是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赢”关系。组织必须去关心个体及其价值的实现。我们会发现,此时的组织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原来为绩效、为稳定、为成本、为效率而做出的分工与安排,在今天反而变成了一种障碍。

  未来的组织,将会有两种属性。一是平台属性。员工与组织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这意味着要改变原有的组织管理惯性,改变按照层级以及组织信息传播的沟通方式,变成让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获得对称、全面的信息,享用平台资源,并确保平等交流和沟通。二是开放属性。互联网赋予每一个个体前所未有的能力,为了配合个体实现自身价值的趋势,所有组织只能也必须开放自己的组织。互联网时代,组织要变成一个有机的生态圈,就像张瑞敏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每个节点实现互通互联。陈春花甚至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虚拟组织”将会演化出来。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战略官曾鸣曾进行过精彩的分析:“组织的职能不再是分派任务和监工,而更多是让员工的专长、兴趣和客户的问题有更好的匹配,这往往要求更多的员工自主性、更高的流动性和更灵活的组织。”

  当每个人介入到以任务为中心、以流程为驱动的各个临时性组织中去时,即不同程度的“后台标准化、柔性化”与不同程度的“前台个性化、自主化”之间的组合,其特征则表现为分布式、自动自发、自治和参与式的治理等。

  近年来,瑞安日报积极探索平台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对内推行创业孵化模式,培育了近20个大小不一的项目,连续4年保持总体营收每年净增1000万元。另一方面,借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东风,投资建设“媒体驱动型众创空间”,合计5000平方米,通过全免费全要素模式吸引社会优秀创业青年入驻,先后孵化外部项目近百个。通过免费创业辅导、媒体资源扶持、政务商务对接等,快速筛选、培育优质项目后,采取灵活多样的后续合作,服务于报社的媒体融合及经营转型。传统纸媒缺乏专业视频人员,我们将一创业公司和报社视频团队合并重组,仅仅半年时间,便成长为本土最大的视频生产团队,拍摄的微电影《爱在烧,艾无惧》荣获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奖好作品奖。另外,整合茶艺、花道、瑜伽等生活服务类创业项目,报社牵头推出系列培训课程“女神训练营”。如孵化本土Steam类创业项目后,由报社教育团队与其合作推出“机器人教育进幼儿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未来的创新,不再由大组织自上而下推进,而是由无数创业者和专业人士自下而上开辟。依托特定平台,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激活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形成共同目标、内在动力,进行多方位交流,平台化协作将有效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而组织和个体也不再是上下级关系,甚至可能不再是雇佣关系,只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种组织架构,叫泛合伙人制度。由于传统的组织系统已无法顺应互联网时代融媒体中心对于创新与速度的要求,要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重塑媒体盈利新模式,只能以平台连接、以组合式创新、以自组织方式,柔性化地展开各种社会化协作,以推动融媒体中心的良性发展。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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